蘇青[作家]:蘇青（1914年～1982年），本名馮允莊，早年發表作品時 -百科知識中文網

生平簡介

蘇青（1914年～1982年）中國作家，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浙江寧波人。

1933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外文系，後肄業移居上海。本名馮允莊，早年發表作品時署名馮和儀，後以蘇青為筆名。

1935年，為發抒產女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誌，後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40年代初因婚姻變故而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於《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誌。
1943年，代表作品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連載，一時被目為大膽女作家而毀譽紛紛；該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稱為“猶太女作家”。
1947年，《續結婚十年》出版。蘇青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還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學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同時進入出版界，曾主辦《天地》雜誌，創辦《小天地》雜誌及四海出版社。
抗戰勝利後，作為落水作家被傳訊。1949年後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
其中1954年《寶玉與黛玉》演出連滿300多場，創劇團演出最高記錄。文革中多次受批鬥。

1982年病逝。

其人其事

蘇青，本名馮允莊，1914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寧波至今仍是浙東到上海的門戶，浙東和上海的洋貨對流，給了寧波的行家以興起的機會。據說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舉人，之後先是經商，接著由殷商變成地主，家裡有幾千畝田地，屬於這個城市裡新興的市民群。在這種環境裡長大的蘇青是熱情的，直率的。1933年她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外文系。然而，雖說出生於書香門第、大戶人家，有幸受到正規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來，這到底不是女兒家的正經事，所以她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早早地就輟學結婚了。

婚後，她與丈夫肄業移居上海。1935年，她為抒發生產的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誌（後改題為《生男與育女》雜誌），發表時署名馮和儀，後用蘇青作為筆名。這是她創作的開始。

20世紀40年代初，她與結婚10年的丈夫離婚，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在《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誌。1943年，她的代表作品——描述自己走上職業婦女的經歷的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上連載。標題和內容用得十分大膽，但真正讀下去，卻是寫得很“乾淨”的。她描述了初婚的感受，寫了生育的痛苦和歡樂，寫了婚外戀，寫了與各種男人打交道，最後寫到一個千辛萬苦的社會婦女的憧憬的破滅，獨立入世之不易，以及在社會上始終寄人（男人）籬下的全部感受。但由於書中有許多關於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實描寫，她一時被社會稱為“大膽的女作家”，因而毀譽參半。這本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續篇在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時間裡也印了4版，毫不遜色於張愛玲的《傳奇》。她同時還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還著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她同時還活躍於出版界，曾主辦《天地》雜誌，創辦《小天地》雜誌及四海出版社。曾任汪偽政權要員陳公博的秘書。上海淪陷期間人們將她與張愛玲放在一起，稱她們為“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

抗戰勝利後，她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寶玉與黛玉》1954年曾連續演出300多場，創造了劇團演出的最高記錄。

但解放後，她卻為她成名時期的經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55年，她與賈植芳先生就“胡風事件”通了一次信，探討司馬遷問題，因此被懷疑為“胡風分子”而進了監獄，從此在文壇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鬥，身體受到很大的損傷。

平反以後，她在一個區屬的小劇團———紅旗錫劇團當編劇。除了整理、改編老戲之外，她也寫些新戲，但卻沒有再寫小說、散文，也不再署名蘇青，而用她的本名馮和儀了。正所謂“千古文章未盡才”，以後的日子，她再也沒能發揮她的文學創作才能。

1982年，她於貧病交加中在曾讓她一度走紅的上海寂寞離世，享年69歲。據說，當時靈堂里沒有哀樂，沒有花圈，前來送行的親友也只有四五個，全部的送葬時間僅七八分鐘，十分淒涼。

結婚十年

蘇青一生中留下的小說不多，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恐怕要算《結婚十年》了。這也是她對自己並不美滿的婚姻生活的真實描述，從中不難看出她潑辣的率真和對愛情、對自由的不懈追求。

這場婚姻一開始就是一大段給人印象頗深的，舊式婚禮的繁文縟節和西方文明的合璧。在各種禮儀以及帶著喜慶色彩的花轎里和宴會中，18歲的她成了20歲的徐崇賢的妻子。他們婚前在同一所高中念書，通過兩年的信，卻連個照面都沒打過，美其名曰自由戀愛，其實不過是信中二人對對方的稱呼逐步變得親昵，這也恐怕早就為這段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筆。

新婚燕爾，徐崇賢對她恩愛有加。然而，那淡淡的浮華畢竟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很快便黯淡下來，顯露出斑駁的本色。

她雖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少奶奶，但由於從小在優越的環境中成長，對於生活低能得很；而且懷孕後生下的又偏偏是一個女兒，這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裡是極其可怕的。果然，她的不幸由此開始了。因為沒能給徐家延續香火，她受盡公婆小姑的冷嘲熱諷，與此同時，她又與丈夫閨房失和，丈夫不久就另有所愛。更可悲的是，當她夏天回娘家省親時，本欲向母親哭訴一切，哪料嫁出去的女兒畢竟是潑出去的水，母女間竟也生疏、客氣起來。為怕母親傷心，也為了面子上好過，她把所有的苦衷從喉嚨口硬逼回了肚子裡。

離開娘家的前一晚，母親在為她整理行裝時發現陪嫁的戒指不見了，便找她詢問。由於經濟窘迫，她早已將戒指賣了貼補家用，但為了怕母親識破，她便謊稱丟了。做母親的總是憐愛兒女，為了怕她在婆家受人嘲笑，抬不起頭，母親竟將自己本來預備帶進棺材的戒指悄悄塞給她。雖然她在訴說這一切時平淡而抑鬱，沒有流露出過多的大喜大悲，但身為女子的無奈和悲哀還是遮掩不住，由字裡行間溢了出來。

上海淪陷以後，夫妻二人的裂痕加大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更加充分地膨脹、暴露出來。儘管她的敘述依然很散淡，沒有過多暴力的場面，但那股血腥味還是濃郁地散發開來。本來上海就是一個花花世界，消費高得令人咋舌，再加上戰爭爆發，社會秩序破壞，所有的事情，通通都離不開一個錢字。她一個柔弱女子，沒有地位也沒有收入，而丈夫只顧在外花天酒地，不養家，也不負責任，礙於面子，還不許她在職業上發展。縱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這樣坐吃山空。無奈之下，她向丈夫要錢以作家用，不想竟挨了丈夫一記耳光。從此以後，生性倔強的她開始賣文謀生，從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她到底還是個單純的女子，即使最艱難的日子，她也能平常面對。在她的心中，始終點有一盞心燈，存著她對生活無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愛情時的那種柔韌的從容和熱情。在那些獨自寫作謀生的日子裡，面對生活的無助，她也會嘆息，甚至發發牢騷宣洩心中的苦悶。可一旦拿起筆來，她便忘了自己。寫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強，有了獨立的人格。她在散文《我的手》中通過描述自己手的變化，寫出了自謀生路的幸福。文章的最後，寫一位母親將自己粗糙的手樣印在紙上，寄給了她的孩子們，然後默默地將身後的烏雲吹向一邊，把燦爛的陽光留給她的孩子們。這正是她對自己心情的白描，以此保持著自己那份可貴的單純。

因為她的單純，也因為她海闊天空的胸襟,大膽直爽的性格，婚姻帶來的不幸很快被沖淡了。無論看到丈夫潦倒落魄，還是看到他意氣風發，甚至聽到他和自己的女友在她病中時一起在屋外合唱《風流寡婦》時，她都再沒什麼感覺。她喜歡不起來，而且居然連恨也恨不起來。雖然還和那個叫徐崇賢的男子共處一屋，卻已是同床異夢。她的軀殼早已被摧殘殆盡，只剩下空空洞洞的一顆心了。

就在別人都以為他們會這么不痛不癢地耗上一輩子的時候，她提出了離婚。所有人都很驚訝，但回頭想想也就釋然——維繫他們婚姻的愛情已經離去，還要這個名存實亡的家庭做什麼！一向對男女之愛冷眼旁觀的張愛玲在她的文章中這樣評價他們的婚姻：“其實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蘇青本性忠厚，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樂乎。”

她理想中的夫君應該有男子氣概，但不是小白臉；是有架子的，但不官派；有一點落拓不羈，但又負得起經濟責任的人。她還希望有幾個乾淨聰明的兒女，合得來的公婆、妯娌、小姑，此外還有談得來的朋友。她可以自己動手做點心請他們吃，還可以在料理家務之餘寫寫文章。而這些徐崇賢都無法給她。他不過是個生意人，自私精明，在連良心都不值錢的亂世，家庭、親情對於他更是沒有絲毫價值。

由此看來，這對相處了十年的夫婦也的確沒有什麼理由繼續待在一起。就如蘇青自己所說的：“現代的社會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離婚了，於是他們便離了婚。相聚相離，一切簡單得就像童年時候玩的過家家，區別大概只在於如何將中間的過程複雜化。”就這樣，在結婚的第十年，兩個“自由戀愛”的人分開了。

獨立滋味

雖然蘇青果斷地離開了那個令她不快的家庭，雖然她賣文為生，可以自立而無求於人，但她是一個正常的女人，也會感到寂寞，也會渴望熱鬧的人生。於是她身邊走來了一個又一個的男人。他們和她談文學人生，把她當做自己的紅顏知己，但“結果終不免一別”。

女人在亂世中生活本就艱難，單身職業女人更是難上加難。她是那個時代少有的獨立女子，但她也渴望真愛、承諾，她也有所希冀，然而男人們只是欣賞她，卻不能給她這些。“他們離開我，就回家休息了。他們有妻，有孩子，怎肯放棄他們的已經建築起來的小家庭呢？他們對我說那是沒有辦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辦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們，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個如此不值得爭取的女人嗎？”雖然她努力尋覓一個溫柔的歸宿，卻也意識到由於性別的差異，女子很難有獨立的人格。於是，她向社會問道：“紅顏若不薄命，這紅顏往往不為人知；薄命若非紅顏，其薄命也被認作平常……歷史學家是最勢利的，批評女人的是非曲直總跟著美貌走。難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該，只有紅顏薄命，才值得一說再說，大書特書嗎？”

其實，她並非不漂亮，相反還很耐看，至少是符合張愛玲的審美觀的。“她難得這樣靜靜立著，端想她自己，雖然微笑著，因為從來沒有這么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倩的眉眼裡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人想到‘亂世佳人’。”於是每次男人們離她而去時，她就忍住眼淚說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實她很清楚在那個社會環境中“一個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於是，“想到此處我不禁又氣又難堪，用力揪自己的頭髮，恨不能把自己毀了。”當然，她並沒有毀掉自己，她決心要用她有限的生命去“說我所要說的話，寫我所要寫的故事，說出了寫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痛快地寫，一字一句，說出女人的痛苦，有時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夠套用”。

在這種背景下，她創作了《結婚十年》。這部印行了18版的作品立刻使她的創作高峰隨之而來，包括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說集《濤》以及多本散文集。她以女性的角度表現女主人公的心路歷程，表達普通職業女性務實而不避利的特點，充滿了女性的自覺、迷惑和焦慮。她又適時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觀點，甚至毫不避諱大談性問題，為此讀者給了她“大膽作家”的美名。她的這種世俗化受到市民讀者的大力歡迎。

於是，報紙長篇正文的邊角里，開闢了她的一個小專欄。她不說風月，只和市民一起談男人女人，談結婚離婚，談子女家長，談職業人生。讀她的文章就好似聽她發言，快人快語，卻句句在理。她自己也當編輯，一本《天地》雜誌辦得紅紅火火。“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開始發售，兩天之內便賣完了。當十月十日早晨報上廣告登出來時，書是早已一本沒有，於是趕緊添印兩千，也賣完了”。（蘇青《做編輯的滋味》）胡蘭成就是讀了這上面發表的張愛玲的《封鎖》，才成就了他們的一段情緣。

她就是這樣在上個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馬路上走著的一個人，獨自去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獨來獨往，卻熱熱鬧鬧；臉上帶著看透一切的諷刺笑容，卻一如她的文字一樣無矯無飾，天真感性，直抵人心。

不僅文章如此，她做事也是“世俗”到底的。替她出書的人僅想賺她一個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書拿到馬路上去販賣，甚至不惜與書報小販在馬路上講斤頭、談批發價。一個女子竟有這種大膽、潑辣的作風，或許是繼承了寧波人的精明。

雖然她的能幹、獨立不禁讓人覺得她有女權主義的嫌疑，但有些時候，她也不免流露出小女人的意識。比如，為了孩子，她放棄了再婚的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子之中，還寫了《救救孩子》、《現代母性》等泣血之作。另外，她曾對張愛玲說，“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夠安慰呀”，也說明她潛意識裡還是習慣於依靠男人的。

兩個作家

王安憶談到蘇青，說她“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不錯，雖然她們都是上海成為“孤島”時走紅的作家，很多人卻是在張愛玲之後才知道她的，即使在她們一度被中國現代文學史遺忘，而後來張愛玲又終於走紅時，她也沒能紅起來。

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首先兩人成長的環境就大不相同。雖然同是大戶人家出身，但蘇青是從上海里弄的洋房裡走出來的，而張愛玲則是由滬西公寓大樓上望下來的。一個童年幸福美滿，快樂無憂，一個從小冷漠自負，鬱鬱寡歡；一個寫散文，滿篇談的是衣食住行，一個寫小說，始終唱的是女性哀歌；一個露在面上，樸實親切；一個藏在紙後，寂寞蒼涼。

看著蘇青，大約便可認識上海的市民；讀完張愛玲卻還無法理解她灑脫寂寞的傳奇。說到底，兩人的差別便在這一近一遠間。蘇青是真實的，真實到隨處可見，一口帶著寧波味的上海話，一身極平常的衣服，要找她並不難。張愛玲則是虛無的，面上放開了手腳，骨子裡還留著世故，沒有顛覆的野心，卻滿是女性的聰敏和小心。她的“俗”是織進了“雅”里的，而蘇青的“俗”則像白開水一樣，清楚透徹。

在蘇青的眼裡和筆下，人生是多么實際——浪漫和美麗不是沒有，但是攙雜在世俗、辛勞和眾多小齷齪里，往往並不顯得那樣美好。在張愛玲的文章中同樣能找到類似的表達：“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但由於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華美中無處不透出奢華靡腐的氣息，蘇青則不然。正如實齋在《記蘇青》一文里所說的：“除掉蘇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點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談相，絕無忌諱。在讀者看來，只覺她的文筆的嫵媚可愛與天真，絕不是粗魯俚俗的感覺。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經她巧妙地標點一下，女人的心眼兒透露無遺了……”

1944年，她們共同就當時關於婦女、家庭、婚姻等問題坦誠地進行過一次談話。這次談話的珍貴記錄代表了那個時代新女性的觀念和思想，在60年後的今天所引起的反響依然是巨大的。

儘管兩個人之間不乏差別，但這樣不影響她們成為生活中的好朋友。雖然兩人很少見面，卻彼此相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因為淡所以不膩。作為同行，她們都是當時文壇女作家中的前衛者。她們都用女性獨有的細膩眼光寫著身邊的事情，她們有著相同的靈氣。她們表面上和和氣氣，私下裡也在相互嫉妒、競爭著，而對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讓她們惺惺相惜。“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於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張愛玲如是說。

晚景淒涼

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因與胡蘭成戀愛而備受攻擊，冷靜而善於自我保護的她選擇了沉默。最終，在曇花一現的風光日子後，張愛玲走了，在多少有點勉強地寫完《十八春》和《小艾》後堅決地去了海外。她明白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走。後來的事實證明，她的決定是正確的，使她最終沒有受蘇青的那份罪。

蘇青沒有走，她骨子裡是個天真熱心的人。在舊社會，雖然當過紅作家，可也吃了不少苦，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她想像著一個新的社會總是好些。她留在上海和越劇尹派創始人尹桂芳合作，參加劇團編劇，到內地深入生活。因為古文底子好，編的歷史劇還得到過政府的嘉獎。對於自己從事寫作，她這樣表白：“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我那時適逢其時，不是故意選定這個‘黃道吉期’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國民。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樣，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淪陷區的人民也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心中並不覺愧怍。”對於有些所謂正義文人和地下工作者，她還犀利地指出：“雖然在筆名的掩護下，我們也略能窺到他們的真面目。考查他們的工作成績，除了鑽過防空洞外，也並未做過其他的什麼地下工作。” 一個個性那么強的人能做到這一步，可見其心之誠。然而她仍未逃脫後來的政治運動。

1955年，她因涉嫌“胡風案”被關進了監獄。一年半後出獄，之後，她失去了工作，生活變得更為艱難。她疾病纏身，卻無錢看病，不得已只好向自己的至親骨肉們求助，而對方卻與她劃清界限，斷絕來往。這真是應了她說過的似是無心的一句話：“他們（男人）都是騙我的，也許將來我還得受孩子們的騙，辛辛苦苦一場空呀。”面對親人的無情，她閉門謝客，任由身體繼續惡化，也不醫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說，“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侶”。她對生活已經失望，惟一希望的只是快快死去。

彌留之際的她躺在病床上，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書”的《結婚十年》，有個忠實的讀者出高價複印了一冊送給她。而那時她已是“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等多種病症的蘇青，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帶著深深的遺憾走完了自己的69個春秋。

她死後被安靜地火化，骨灰也於三年後被一位失散幾十年、從大洋彼岸來尋她的親屬帶出國。她臨終時曾希望葬回老家，沒想到的是，最終還是走上張愛玲的路——遠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張愛玲在生前，而她在死後。如此淒涼的結局，恐怕是她自己也想不到的。

青山常在，綠水常流，我們卻找不到文人蘇青之墓。如果人死後真有靈魂，是否她的靈魂也會感到淒涼無依？

她在《歸宿》中對自己說：“三十年後，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而我卻魂歸黃土……總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將在墓碑上大書‘文人蘇青之墓’，因為我的文章雖不好，但我確是寫它的，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還在繼續寫下去，預備把它當做終身職業，怎么不可以標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許將來有人見了它說：喔，這就是蘇青的墳嗎？也許有人會說：蘇青是誰呢？——是文人，她有什麼作品？待我去找找看。雖然那時我已享用不到版稅了，但我還是樂於有人買書的……什麼地方是我的歸宿？我真正的靈魂永遠依傍著善良與愛。”